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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曹操不想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天下大乱，但朝纲伦常依然在形式上存在着，儒家文化的忠、孝、仁、义等理念依然是当时的价值标准，何进、董卓等把持朝政后都不敢贸然称帝。曹操虽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但依然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他争夺权力、对外征战的过程中一直以朝廷的名义进行，以天子的名义兴师问罪，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面，取得道义上的支持。曹操平定董卓、吕布叛乱打的正是朝廷这张王牌，如果曹操废掉汉献帝，登上皇帝宝座，那他跟董卓、吕布还有什么区别呢？董卓、吕布可是当时天下公认的残暴之人，是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对象，曹操的智慧谋略都远在这二人之上，当然不愿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虽然曹操竭力宣称自己是奉天子诏，但天子权力被架空，却也是路人皆知之事。孙权、刘备早已唾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但曹操并不惧怕这种责骂，因为当时天下分裂，群雄并起，相互之间的责骂和攻讦本属正常，曹操同样以乱臣逆贼的名义指责他们，他所惧怕的乃是留下历史的骂名，那可是有口难辩、影响深远的。因此曹操一直保持宰相的身份而不敢随便僭越称帝。据《魏氏春秋》记载，夏侯敦曾对曹操说：“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由此可见，曹操为自己所设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他是想做周文王那样的圣人，成为千古传诵的对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亘古流传的圣人称号比一个身背骂名的皇帝的称号美好得多了！
曹操在《述志令》中进一步明示：“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意思是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作为“春秋五霸”的霸主，称霸之后还名垂千秋，就是因为他们仍然以周王朝为尊。言外之意，如果两者之一取代了周王朝，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而曹操也正是想借机澄清，尽管他势力非常大，但他决无二心，他并不是想篡汉的“奸雄”，而是一心辅佐幼主的“能臣”。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曹操深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不想背上千古罪人的历史骂名，而是想做一个流传千古的圣人。第二，从当时形势来看，曹操生前还不具备称帝的条件。虽然当时曹操已经取得汉王室的绝对控制权，但他的势力还是局限于中国北方，孙权和刘备还在东南、西南虎视眈眈，国家还未统一，天下并不太平。如果曹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称帝，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让刘备、孙权抓住把柄，带领天下英雄讨伐他，这样，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便不复存在，就会陷于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甚至引起新一轮军阀混战。虽说曹操此时兵精将广，但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抗，却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反而有可能使自己的大好形势得而复失，这显然是对曹操不利的，所以他对称帝一事非常谨慎。但是，曹操的许多部下都曾劝说过他称帝，孙权也曾劝曹操废汉建魏，但曹操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上书给曹操，表示愿意俯首称臣尊奉曹操为帝，曹操当即识破了孙权的伎俩，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也就是说，一旦自己称帝，势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曹操的识见实非一般。曹操清楚：只要紧紧靠着汉献帝这棵大树，谁也奈何不了他，谁也动不了他，否则便是自取灭亡。曹操被封为魏公、魏王之后，内部的反对派和外部的敌对派凡有所行 第三，曹操坚持实用主义，并不看重虚名。曹操是一个志向远大、雄心勃勃的人，年轻时即打算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然而生逢乱世、朝政废弛，才华得不到发挥，因而走上了军阀争战的道路。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统一天下，安邦定国，其他的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他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选择“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非常高明的手段，这一选择让他在军阀混战中处于极大的优势。他的这种实用主义还表现在用人上，他的用人原则是不问出身，唯才是举，荀攸等人正是因此而被招到他的麾下，帮助他奠定了霸王功业。
动者，都得不到好下场，就证实了这一点。
总之，曹操在要不要称帝这件事上处理得非常聪明，他以丞相的名义做了应该由皇帝做的事，在形式上维持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在实际上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既让刘备、孙权抓不住把柄，又为自己的儿子日后称帝准备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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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0 05: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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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20 05:16: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