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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改革家，为了推行他的强国梦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用普希金的话说，彼得的某些诏令“是用鞭子写成的”。有一次彼得和首都警察局长乘车过河，发现桥梁出了故障。他觉得这是警察局长玩忽职守所致，不由分说给了这位局长一顿好打，以示警告。他说：“这是要你好好记住，一定要让大街和桥梁畅通无阻，以后你自己要多加巡视。”沙皇在给警察局长上了勤勉奉公的一课后，又挥挥手说：“上车吧，老弟！”
挥舞着鞭子的彼得并不是一味蛮横，他自己就是尽职尽责、身先士卒的楷模。彼得堡早期每年总要着上几场大火，彼得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时任法国驻俄大使儒埃尔这样回忆沙皇亲自参与救火的场景：
我多次看见他第一个来到失火地点，雪橇里带上他的消防水泵。他参加全部的灭火工作。由于他的思想异常敏捷，他能立即判断出应采取什么灭火措施。他爬上房顶，哪里最危险就到哪里去。
是的，彼得天生就是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他接过手来的俄罗斯实在是太蛮荒、落后了！当时，荷兰已辉煌了近百年，英国完成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上帝派来的大管家”牛顿对宇宙的认识带动了一个科学的时代，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带领下成为欧陆首强，巴黎成为整个欧洲竞相模仿的对象……而此时的俄罗斯人，心灵完全处于封闭蒙昧之中。95%的人是极度贫困的农奴，每个女人要生十五到二十个孩子，半数的孩子生下来不到一年就贫病而死，多数人活不过四十岁。俄国人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个人中能识字的也超不过三个，连贵族地主和他们的子弟大多数也是文盲，平民中上过学的就更少了。寒冷严酷的冬天来临，人们只好待在屋里用酒精打发时光。俄罗斯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酒精麻醉自己，逃避现实。
彼得心急如焚。他迫不及待地要使他的祖国摆脱孤立落后、贫穷愚昧的状况。为此，他绝不容许任何俄罗斯人有半点松懈，首先从他自己做起。著名的俄罗斯科学家和爱国者罗莫诺索夫赞美道：“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位伟大的君主都不仅用命令和奖赏，而且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激励臣民们努力工作。”
他向来一身几任，除沙皇外，他还以炮手、船长、团长、造船工匠等身份“为国服务”，并对各种身份的直接上级保持尊敬。从十九岁开始，彼得以下士的身份在军中服役，他甚至亲自驾驶小船英勇地攻击敌军战舰，在战斗中为迫击炮装填弹药。他在行军途中和士兵一起挨冻受饿，在肮脏的泥泞里摸爬滚打，有一次战斗中还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打穿了帽子。因战功晋升将军后，他要求人们不要拿他当皇帝，要称他为“海军少将先生”。在有生之年，他的个人用度从来没有超出一个海军将军的薪俸(他到英国访问时结识一位女演员，分别时只赠给她4000卢布，女演员抱怨沙皇是个小气鬼)。他甚至到一个钢铁厂像普通工人那样劳动一天，用挣来的八块钱买了一双新鞋子。在一次接见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时，彼得伸出右手说：“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
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深谙为君之道，他在《君主论》中说：“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彼得用铁和血为这段话作了最好的注释。他不顾一切地推行他的改革，一手导演俄罗斯高潮迭起的变革活剧。俄国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岑评论说：在他野兽般的巨掌中有俄罗斯的未来。
整个俄罗斯都在这位威武强悍的命运之王手中颤抖、嬗变。
为了排除干扰和反对，他动辄抡起棍棒殴打，强迫大臣执行命令，他的惩罚措施从小额罚款到没收全部财产，从折磨肉体、流放做苦役，直到处死，应有尽有。
彼得的改革将俄罗斯人推向忍耐的极限。直到最后连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也无法承受，暗中积聚力量反对他的改革。一次酒宴后，醉酒后的太子终于忍无可忍地公然喊出：“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总会来到的，我父亲和继母的朋友们将会尝到尖桩刑的滋味……”
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谢叛逃了。经过战争威胁和一系列复杂的外交活动，彼得把太子从意大利抓回了俄国。他亲自参加了对太子的刑讯。随着审讯的深入，阿列克谢对叛逃行为供认不讳。他承认不仅想煽动叛乱，血洗俄国，如果一朝登上皇位，还要将父皇彼得的所有改革措施一笔勾销，恢复到从前的旧制度。他声称自己是俄罗斯古老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的维护者，因此坚信民心在自己这一边。
彼得锐意改革，而太子却想走回头路。一旦太子的计划付诸实施，彼得的种种努力必将付之东流。对于这个倒行逆施的儿子，彼得表现出了惊人的残忍。他对太子说，我连自己的肚子都不珍惜(彼得曾在一次战争中差点被击中)，我怎么会容忍你的放荡行为呢？他参与了拷打以及致儿子死亡的整个过程，平静地目睹儿子因为经受不住拷打而浑身颤抖。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欧洲外交官惊奇地发现，彼得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国务活动，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在所有反对改革的风波中，即便是自己的母亲、叔叔、岳父、儿子，彼得也会断然与之决裂！
三 中国最热爱西学的帝王
§“史上最热爱科学帝王”
康熙八年(1669)初的一天，紫禁城的午门广场。
正午的阳光刺眼而肃杀，凝固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大清帝国的满朝文武大臣齐聚一堂，表情严肃。这里正在上演一场万众瞩目的生死对决。
事情的起因，是由一桩争议已久的学术公案引起的。
主持钦天监的汉官杨光先早在五年前就上疏康熙，指斥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借编造历法之名藏身京师，意在窥伺朝廷机密，且其所制新历法声称可推算两百年间的天象，这不明摆着是在诅咒我大清江山只有区区两百年寿命吗？杨光先揪住了洋人的小辫子，激情万丈地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民族情感”的战斗口号(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的味道)。御状告到康熙那里，满朝文武中没有一人熟悉西洋历法，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判别是非。康熙尽管年仅十五岁，但却没有犯糊涂。他下令来一次现场考试，由钦天监官员吴明烜和洋教士代表南怀仁一起到午门广场，当着文武大臣的面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间日影的长度。
结果，南怀仁用一根日晷测出当日正午针影达到的精确位置，而汗流浃背的吴明烜却一筹莫展，屡次测算失误。康熙当即力排众议，将杨光先等一伙人革职，任用南怀仁主持西法治历。
这次惊心动魄的午门对决，激发了康熙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深深感到作为一国之君，对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有所了解，才能够在此方面取得发言权。从此，对西方科技知识的渴望和热忱贯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后来说起幼年经历的那场“历法之争”，他对臣下谈道：“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多年之后，康熙俨然成为了中国“史上最热爱科学的帝王”。
这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对西学的痴迷和熟悉程度令人瞠目：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谁能想象得到，三百多年前，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地球”是个什么概念都还不知道时，他们的皇上已在紫禁城的深宫内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康熙的开明和好学，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他要求传教士们用满语讲授数学和力学等欧洲科学，“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法国传教士白晋作为康熙的老师，详细记述了康熙热情高涨、学以致用的情形：
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广到蒙古。为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还亲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在黄河、淮河、运河交口的大堤上，他指着东流的河水，耐心地向当地负责管理水利的官员讲解如何计算水的流量。他甚至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验起了杂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还早了三百多年！
康熙晚年组织的两项全国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响深远。一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全国优秀的天文数学家，集体编纂了一部代表当时中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编纂该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当时已经掌握的西方科技知识，修正古代典籍上的有关差错，弥补其不足，使之成为自己文治中的重要内容。康熙对此高度重视，命令将所纂之书每日进呈，由他“亲加改正”，整个编纂工作历时八年方告成功。二是“移天缩地”，组织人实地勘测绘制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在测绘勘察过程中，康熙大胆使用外国传教士，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术等，从而取得了很大成果，代表了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赞叹道：“它不仅是亚洲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康熙与洋教师们的“蜜月”
那段时间，康熙对他的洋教师们可谓恩宠备至。他在紫禁城亲切接见来自法国的“国王数学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等五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是以法王路易十四的数学家身份、经过三年长途跋涉抵达北京的。五年后即1693年，康熙帝身患多年的疟疾，正是洪若翰、刘应用西药奎宁(金鸡纳霜)治好的。康熙大悦，这大大刺激了他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知识的兴趣。他将原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府邸及附近一块地方赐给他们，以建立天主堂用。他对法国人带来的天文望远镜非常感兴趣，把它们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可以说爱不释手。法国科学家巴斯加于1642年发明了手摇计算机，康熙皇帝也令传教士为他仿制成功，用于日常计算。康熙还亲自为灵异稀奇的西洋自鸣钟写了这样的赞美诗：“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送来二百年。”
康熙为洋教师们在宫廷提供专门的房间，提供一切必需品，甚至在外出巡视时，康熙也常常带上教士，同住一顶帐篷，同吃一桌饭菜，解衣推食，不嫌琐屑。1692年，康熙在国内颁布了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1693年，康熙皇帝又特地派遣传教士白晋回法国，带去了给法王路易十四的礼品，并且进一步表示，希望招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工作。这段“蜜月”期中，西洋传教士们如鱼得水，欣喜若狂，满以为通过西学的吸引力可以顺利推进他们伟大的传教事业。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曾经上书罗马教廷，请求速遣传教士来华：“凡是擅长于天文、光学、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他们常常往宫中，经常能和皇帝见面交谈。”白晋在写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也兴致勃勃地说：“康熙帝需要招聘您的臣民——熟悉科学和艺术的耶稣会士，其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同已在宫廷中的耶稣会士一起，在宫中建立起一个像法国皇家研究院那样的一种研究院。”1713 年，康熙帝指定皇三子胤祉组织成立“蒙养斋算学馆”，馆址设在畅春园，它被传教士们誉为中国的“皇家科学院”。康熙召集陈厚耀、何国柱、何国京等到京加以培养，并“亲临提命，许其问难如师弟也”(《清史稿》第四十五卷)。
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康熙经常让侍从带着仪器随侍左右，当着朝臣的面专心致志地观测天体和研究几何学，并积极把自己掌握的西洋科学知识传授给皇太子及其他臣僚。皇上对西学的满腔热情，顿时激起了王公大臣们的趋附和兴趣，他们迫不及待地让自己的子弟去学习西学知识。西方的机械、水利、医学、音乐、绘画等过去只能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国人不屑的东西，现在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间的时髦。受康熙的影响，学术界也兴起了学习科学之风，尤其突出表现在数学领域。乾嘉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数学人才，就是康熙本人提倡并爱好学习数学的结果。
康熙对西学的热爱和治国的英明，不仅在中国宫廷掀起一股热潮，在遥远的西方也不胫而走，引起很多人关注。1697年，德国的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惊叹道：
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甚至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当时作为欧洲君主典型和榜样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也对康熙顶礼膜拜，成为康熙的“超级粉丝”。
1684年，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神父白晋作为亲善特使到中国，原意是希望说服康熙皇帝信奉天主教，用宗教征服康熙，进而征服整个中国乃至于东方。谁曾想，白晋不仅没有说服康熙皇帝成为上帝的“粉丝”，自己反而率先成了康熙的粉丝，他对康熙人格魅力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对路易十四的敬仰。白晋在自己的著作《康熙帝传》中这样向路易十四描述康熙皇帝：
两三年前，陛下派往这位皇帝身边的耶稣会士，有幸接触到一位以前在法国以外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他和陛下一样，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到如此英主，确实令人惊讶。简言之，这位皇帝具有作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说，他治理国家的才能还不如陛下，那么，恐怕也可以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
白晋在书中描述了中国的强盛富饶和康熙皇帝的不同凡响，令自命不凡的路易十四五体投地，对这位东方的伟大君王产生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由衷崇敬之情。后来，路易十四亲笔给康熙写了一封信，信中的语气异常谦卑。更让人意外的是，路易十四从此迷上了中国，尤其对瓷器和丝绸非常迷恋。他曾在凡尔赛宫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这座建筑一经落成，立刻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效仿。他的弟弟奥尔良公爵曾策划过一场中国风格的晚宴，在舞会上，路易十四身穿中国服装、坐着中国轿子出场。路易十四对康熙大帝的崇拜进而影响了整个欧洲，从十七世纪晚期开始，整个欧洲曾掀起了一股异乎寻常的“中国热”。从政界到文化界，从贵族到平民，都沉醉在对中国文化的狂热追逐中。那时在欧洲人们关于中国的商品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着读。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特别是景德镇陶瓷受到欧洲众多王侯的珍爱，被视为 “东方的魔玻璃”，成为上流社会显示财富的奢侈品……就连法国启蒙思想的领袖伏尔泰也不能例外，称颂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总之，那是一个康熙大帝光照四方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流行全球的时代。古老中国雄厚的历史积淀，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成熟的专制制度和传承最为完整的中华文化。在雄踞东方的大国光环照耀之下，康熙皇帝有足够的自信去对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和思想说“不”，西方世界对这位“东方圣人”只有俯首帖耳的敬仰崇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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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3 19:38:40
发表于 2010-5-3 19:52:22
